搜狐财经联合《经济》杂志系列访谈——“致知100人”第1期
本期嘉宾：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朱民朱民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随后在美留学，并于90年代回国，接手重组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。“回国是我们需要中国。”朱民说，“归根究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。”2011年7月，朱民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的副总裁，他说当时自己很激动，但是也很清楚，这个荣誉不是给个人的，而是国家的荣誉；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，就不会有自己个人的机会。朱民分享了在IMF工作的细节，他还戏说自己的头发就是在那个时候白的。他是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管。在担任副总裁期间，朱民建立起一套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、审核、监督、执行的制度框架，同时在就业和增长目标上也进行了改革。他参与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。他说，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历史性事件，整个过程波澜壮阔，是不得了的战役。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80年代到美国名校留学，90年代在世行担任经济顾问，在国际舞台上工作应该是令人羡慕的，你为何决定回国？朱民：高考恢复后，我成为77届大学生，在开放政策下，出国留学、工作。我在读完书后进入世界银行工作，第一次从学生角度跳到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，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。我们在海外的人归根究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，所以回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 1996年回到祖国，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、前景很好。因为开放，经济增长好、前景好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对我们来说，回国是我们需要祖国，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。中国地域广阔，人才众多，我一个人其实是很微小的一部分。但是从个人角度来看，愿意回国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事业中，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从经济学家到中国银行、央行的管理者，两个角色之间有什么不同？朱民：经济学家比较偏宏观，主要是对事情整体把握，而管理者相对更注重细节。对我来说，在角色的转换中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能力。例如，中银香港在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时，我们把全世界前十大银行的风险官全部请过来交流学习。在中国银行时，收付票据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，中国银行又有跨境业务，境外票据很容易出事。我当时处理了好几个大案，甚至还有上亿的票据档案。刚开始对这些内容都不熟悉，都从头开始学，逐渐把流程、程序、规则、监管框架搞清楚。虽然经济学家的宏观思维框架对后期的工作帮助很大，但是金融、银行业中的很多具体东西，还是需要从头学。在学的过程中，有很多方式，读书是一种，但主要还是在实践中学习，虚心去听、去提问题，逐渐了解整个过程。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2011年7月您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，当时心情如何？朱民：挺激动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，但是我很清楚，这不是我个人的，这是国家的荣誉。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，没有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对稳定全球金融的重大作用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门是不会对中国开放的，也不会有我个人的机会。我只是运气好，在那个时候有幸被选中，代表国家参与，这是当时的第一感觉。同时，压力也很大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平均有1500个申请者，都是博士、经济学家。他们的理论、框架、思维方式极其严谨。作为第一个进入IMF的中国人，像只大熊猫一样，很稀有。笑眯眯没用，你得拿活出来，得做判断、去沟通、去谈判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我记得我到美国赴任时候，带得最多的就是书，把我能想到的书都带上了，但是后来看书的时间很少，忙得不得了，主要是在工作中学习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你说的很大的压力，主要有哪些压力？朱民：压力是持续存在的，时间长了也只是程序更熟悉，和人沟通更好些。第一件事就是对年会进行改革。IMF以前开年会特别闭塞，不对外公开，参加的都是财政部长、央行行长。于是我建议将讨论的内容、政策传递出去，让市场了解这些重要的事情。最初我们提出该建议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认为几十年来IMF都是这么开会的，突然来了个中国人要这么改。后来在我们的坚持和谈判下，大家逐渐接受了这个建议，让社会公众参与进来。第二，就任副总裁之后，压力在于管的国家多。最多的时候，我管理的国家有97个，IMF总共有189个成员国。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，所以我很能体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心境，总是尽力去帮助他们，因此很多国家愿意让我管，所以越管越多。越管越多是个好事，但是压力会很大——管不过来。97个国家，有的在危机中，有的可能会进入危机，有的国家想发展，不同的事儿怎么处理？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而且这个学习压力很大，首先得了解这97个国家的基本情况，比如宏观经济、人文历史，才能跟他们沟通、谈判。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从更高的全球视角来帮助它，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，这个挑战是巨大的。因此那个阶段总是出差，一年平均出差100天，全世界飞，几乎天天都在倒时差，身体就在那时候垮掉了，头发也白了。
第三，如何创新和改革IMF。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构，其规章制度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世界在变化。新兴经济国家、发展中国家的GDP占世界一半左右，未来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，这都是巨大的历史性结构变化。还有，就业和增长从来不在IMF的考虑之内。IMF认为金融稳定最重要，增长要服从稳定，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增长是最重要的，没有增长就没有稳定。我提出要建立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政策框架。当时经济增长很低，就业情况不好，但是对框架的建立来说，却是一个好时机。最初大家对我们做这个事抱有疑问，因为增长和就业是很专业的理论，经济学家可能不懂。我去和一些国家谈判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增长，所以财政部长非常支持。经过一年多时间，最终形成了全新的IMF的政策框架。改政策框架就是改制度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也是最难的。而且这个政策框架最终落实到IMF对每个国家的第四项条款的监督检查之中。在这个框架下，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个追求增长的依据，能够很好地平衡金融和财政，增长和就业也得以迅速提高。为了这个框架，我们前前后后打了很多仗，花了十几个月，从最初的筹划，到董事会初步意见首肯，再到大刀阔斧地做调研、请专家形成框架、董事会批准，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。我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，我能体会穷国的困难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标准、财政支出等问题都和发达国家不同。但是，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5万美元的国家以前就是一个标准。想要打破这种标准，需要偏离IMF的传统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，每偏离一寸都是巨大的斗争，每一步都有无数人不同意。但最终，我们建立起一套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、审核、监督、执行的制度框架，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十年的制度，这又是很大的一仗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2016年10月1日，人民币正式纳入SDR，介绍一下推动的过程。朱民：人民币进入SDR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性事件。中国推进人民币纳入SDR困难很大。当时主要面临几个大难题：如果要成为SDR篮子货币，这个货币要能够在全球使用，要有对冲产品来计价，利率要自由化，自由的市场利率才能计价，有对冲才能解决风险。有一些国家在IMF董事会上表示反对。因为货币是金融的主导权，而金融主导权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特别重要。当时我的想法是先让事实说话，在实际贸易使用中，人民币是否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？如果是，IMF就得承认并尊重这个事实。怎么接受这个事实？我们派团队在全世界收集数据，用了整整一年时间。虽然数字统计不同，衍生产品、贸易的数据都不一样。但是在综合了贸易使用、金融市场使用等多方面的数据，最终证明人民币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五大市场。此外，我们对基准利率、市场利率、国债利率等采取了相关措施，对衍生产品开放，建立了清算系统。当中国的改革方案拿到IMF董事会讨论时，我们表示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决心。第一步确认人民币是第五大货币的事实，第二步表明我们改革的决心。理论上来说，进入SDR并没有严格要求货币可兑换，我们就抓住这一点，满足它的技术要求、市场要求。整个过程真是波澜壮阔，真是不得了的战役，经受了不得了的波折。人民币被纳入SDR是一个历史性事件，这是第一个新兴国家货币进入SDR，现在几十家央行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。人民币的贸易使用、交易使用、支付使用，因为有了SDR的背书，信誉度提高，人民币的国际化又往前走了一步。反之，人民币加入SDR也使IMF的世界公信力得以提高，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其货币不在世界货币篮子里是有缺陷的。
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需要解决哪些问题？朱民：人民币现在国际化走得很快，外国央行、机构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立就是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往前推。现在“一带一路”给人民币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景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对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你有什么建议？朱民：相对其他部门来说，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还不充分，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到来，中国的保险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中国的债券市场，特别是企业债和政府债还有很大空间，债券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融资和投资工具。同时，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比较弱，需要谨慎，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。展望未来，债券市场、保险市场、股票市场，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您在之前的演讲中讲到，2-3年内全球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很高。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？朱民：我们观察到几件事：第一，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不但没有下跌，反而上升到80%左右。经过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，债务没有下跌，反而在上升，以前是很难想象的。 第二，在金融方面，宽松货币政策，资金走向金融市场、走向债务、走向股票市场，所以股票市场屡创新高，特别是美国，纳斯达克、道琼斯股票都很高，股票已经处于周期的顶峰，未来一定会逐渐往下走。第三，从实体经济来说，危机以后实体经济的恢复一直不是很强，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008年以前的十年经济增速，低于2008年之前的30年平均增长速度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对现在的金融形势还是要谨慎，虽然美联储今年不加息，可能还减息，流动性维持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，但是金融已经在高位、高风险；经济增长是中速而且还在下滑；公司的盈利水平已经不足以支撑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；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还是在加大。现在还有一种新的风险，全球的关联性大大加强，已经从以前的10%左右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六七十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全球都会波动。我们观察到市场的波动越来越大，虽然还没有变成危机，但是不能由此判断，越来越大的波动也只会是波动，不会是危机。我们还是要对市场、对风险有敬畏之心。最为困难的是，相比2008年，现在政府的政策空间大大减少。2008年，货币政策空间很大，利率水平很高，可以降息；财政空间很大，债务率也比较低。现在发达国家的债务率已经从70%左右增长到100%多，日本增长到300%多，企业债务上升，政策空间变得很小。如果有风吹草动，危机发生，谁来救？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要对金融采取谨慎的态度，严格监管，防患于未然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之后，你有很多身份的选择，最后又重归到学者的原因是什么？今后的计划和愿望是什么？朱民：当时拉加德留我，让我再干几年，很多国际金融机构也希望我去任职。我走了一圈回来了。这与我20多年前回国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中国人还是希望能给国家做点事，也希望生活在中国。在货币基金组织的6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，开阔了视野，最后能够回来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我觉得未来永远是重要的，教育永远是的重要，年轻人永远是重要的，思想永远是重要的。利用余力做点研究、做点教育是很开心的事，所以我选择去清华做一名老师。因为之前在复旦就教过书，我还是挺喜欢做老师，喜欢研究，回到校园很开心。搜狐财经&经济杂志：工作之余你有什么样爱好和兴趣？朱民：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、喝茶。也喜欢运动，爬山、滑雪、打网球、跑步等。现在全马跑不动，跑个半马，但是最近腰不好，所以运动量减了下来，现在努力把腰椎盘治好，重新运动。读书和运动是我的人生两大乐趣，读书永远是学习、开心，运动是如此地自由。（搜狐智库原创稿件，转载请注明：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“致知100人”系列访谈。）